中国乡镇企业30年的苦乐年华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乡镇企业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经济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时，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出来，一切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渺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30年，中国乡镇企业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乡镇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从田野里冒出来的社队企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区，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活，那么，也是在1978年，距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乡镇企业，被人称之为“苏南模式”。
吴仁宝，在当地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社办企业的企业家。这双重身份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这种悲喜交集的命运贯穿着他整个变革生涯。
红旗下的“地下工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还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地办起小五金厂，“当时绝对不能让外面知道，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后来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道：“那时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组的同志前脚一走，我们转身就进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吴仁宝用很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报道了华西村，题为《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可是在江阴一带甚至江苏省，华西村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甚至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撤销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农田里的“双子星座”
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都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由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方向飞奔。
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产物，它在30年中得到了发展壮大，得到了创新与提升。国际上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有四个标志，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农村搞联产承包；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农村发展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三个就是中国搞了经济开放的特区；第四个就是中国实现了对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的统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乡镇企业在商海中也博杀了30年，一大批乡镇企业家用自己的奋斗创造了属于乡镇企业群体的30年辉煌，也见证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了不起的“农民老大哥”
1978年，义乌出现了由一些货郎自发聚集形成的集市。几年下来，自发的集市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1982年8月，义乌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发布通知，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义乌市场由此催生。同年11月25日，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营、乡镇和个体），为义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84年，谢高华又大胆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如今的义乌，已成为全国小商品物流和信息流中心、全国最齐全的小商品展示中心，以及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义乌模式”更是被拷贝到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义乌小商品城”遍地开花。2007年，义乌市场成交额已高达461.1亿元，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义乌小商品指数”则成为国际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道《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鲁冠球因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和“共同富裕的典型”。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
农民走向资本市场1994年，万向钱潮股票的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由此拉开。2004年6月，深圳中小板开市，浙江“新和成”成为中小企业首家上市公司。这一系列“首家”表明，中国的农民企业家正大胆迈向曾经陌生的海内外资本市场。
借助境内外的资本市场，中国的乡镇企业不仅打通了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也让从“土财主”型的家族化企业逐渐转型为治理规范的公众公司。
徐文荣，横店集团的创始人。横店集团是经国家经贸委批准的中国乡镇企业中第一家集团企业，它所创造的社团经济，被经济理念界概括为“横店式共有制”，其“市场型公有制”称之为“中国农民实现小康之路”。
1992年，浙江农民企业家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6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农民企业家，轰动全国并被称之为“陈金义”现象。这一项项突破，一项项兼并，无不体现出中国农民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也令中国的经济得以不断突破发展。
2003年，农民企业家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经历了30年的发展，作为中国农民企业的代表，不但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局长甘士明在今年全国乡镇企业协会秘书长座谈会上说：“尽管现在大家对乡镇企业的议论比较多，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态势仍然十分良好。乡镇企业连续5年都是以14%左右的速度递增，在农民当中所创造的收入都在35%以上。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现在达到1.5亿人，就近就地转移农民就业仍然是我们乡镇企业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必要选择。所以，尽管声音小了，但地位作用仍然没有变，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光荣、更艰巨了，因为把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城乡一体化的任务很明显地摆在了乡镇企业这个层面上。搞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走农业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等等，这些都给乡镇企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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